谈到增城经济萧条，
近二、三十年有三次比较典型：
92年间，增城经济一时打了鸡血，然后就萧条了，例如：荔城的“新市场”就是那时拆了搞项目，结果烂尾……
第二次，出现在推行市场经济，国企、集体职工下岗时期，大概98——2000年之间据《增城市委书记郑金榕非法集资19亿 有钱上门就笑纳》：郑金榕在任职期间大搞非法集资，并将集资所得巨款转变成市政府“小金库”，违规滥用。据查，从1993年开始，郑金榕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，对中央作出的整顿金融秩序，不准乱集资的决定置若罔闻，以筹集建设资金为名，利用增城市“能源交通发展有限公司”，许诺15%～26%的高息，大举向社会融资和借债，使“非法集资”规模迅速扩大到3700个单位4.6万人次。除去银行借款，至1998年6年内，“集资”总额高达19亿。其中直接用于能源交通建设的资金只占总额15.7%。大量集资款被滥花滥支，用于市政府在北京、香港买楼等，仅撤县建市庆典支出一项就花掉2081万元，还有提取所谓管理费竟达1916万元。与此同时，“能交公司”却要不停地支付高息。 运行到1998年6月，“能交公司”终因入不敷出，导致无钱还本付息的严重恶果，引起集资群众集体上访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。1998年起，增城市被迫压缩财政开支，用于向集资群众还本，预计所负债务(不包括银行借款)偿还期还将长达8～10年，这对于目前仍为“吃饭财政”的县级市来说，无疑雪上加霜，给增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带来了严重的损害。 所以增城第二次经济萧条是在国企改革的大环境下，遇上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发生的。 第三次，曹鉴燎搞挂绿湖，征地拆迁，养一群拆迁户，给政府财政留下一个大包袱，然后碰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
相似之处，国家经济大环境不好，同时政府财政有大包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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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独有！竟藏在增城这条村..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