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及1956年的新闻改革，不能不提到“学苏联”的经历。认真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，是建国初期我国新闻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。这是“以俄为师”的传统的发展，也是当时政治上“一边倒”带来的必然结果。那一时期翻译了大批苏联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文章，出版了有关的书籍和刊物。如1950年1月4日《人民日报》上开设的《新闻工作》副刊，就是介绍和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第一个重要园地。同时，我国还派出新闻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，邀请苏联新闻代表团来我国介绍经验。学习“苏联模式”虽然用以指导建成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基本体制，提高了我国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，但在学习过程中也发生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错误，束缚了自己的创造性，严重阻碍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。
其实，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和一味照搬，不仅在新闻业如此，在其他行业甚至各行各业都差不多，其带来的危害当然也就是全国性的了。党内外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“苏联模式”。到了1956年，我国对农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，即将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。这年1月，党中央召开了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。4月，提出了发展科学文化的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呜”的方针。同月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《论十大关系》的报告，分析了学习苏联经验中的弊端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。5、6月间，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对新闻工作作了重要谈话，强调要从教条主义、党八股中解脱出来，对于别人的经验，不要盲从迷信，要独立思考。要使新闻工作“从多方面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”，更好地“适合读者需要”。在国际方面，2月间，苏共“二十大”召开，揭露和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，批判了个人崇拜，这使得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。1956年的新闻改革，正是起源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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