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帖最后由 飞牛在线 于 2011-5-29 02:43 编辑
七十年代初,笔者因工作需要,曾被“下放”到新塘公社几年,去过几乎所有大队蹲点劳动,当然包括现在的大墩村、久裕村。
现在的官们作工作报告时,往往不用两句就声称:要搞好经济,难免要付出一点点环境损坏。大墩村、久裕村的环境状况大家有目共睹,工厂林立,经贸旺盛,脏乱差、治安等现象确令人不敢恭维,环境被破坏程度更非“一点点”。村里有钱人厌恶这环境,统统住出去了,投资移民外国了,而更多三山五嶽、三教九流的人士涌进来,派出所进驻,银行进驻,物流公司进驻,大型诊所取代村原来的医疗站,车水马龙混杂声、商铺的么喝噪声充斥着全村每个角落······,临江小村原来那份安逸、宁静的景象成了四、五十岁以上村民们永远的回忆。
即使历经数场政治运动,那时人们的思想似乎停留在“抓革命、促生产、促工作、促战备,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”的特定范畴里,纯朴、勤劳的农民们虽生活清贫,但也安于本分,思想富足,如果那家有两三层水泥结构房屋,有部华南牌缝纫机、永久牌单车,红灯牌收音机或者有个瑞士大梅花手表是了不起的事:肯定香港有亲人寄钱回来,尤像今日响凤凰城有间独立别墅,出入凌志L400代步,要知道那时连增城县革命委员会主任(县委书记)到新塘公社“调研”(实为蹲点劳动),是先坐三毛钱班车到新塘,再向公社(政府)借部单车到各大队,下田耕种(绝对不是现在的领导做秀),食的是南瓜煮猪油渣,顶多去江边捞些沙蚬,抽的是“大头熟”(自己卷的黄烟丝),同村民们打地铺睡。大墩、久裕人多地少,水道广遍,有一些村民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,一心摆脱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,偷渡去左香港,而在村里的家人或多或少会受到牵连,如要扣罚工分,不能当兵等,套上许多政治色彩。
改革开放,当初“督卒”到香港的一部分人,携数部二手的日本兄弟牌衣车返回乡下开制衣作坊,三来一补,相当程度上是大墩、久裕如今制衣业百花齐放的一个邹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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